教师是学校办学的重要资源,是决定办学质量的关键要素。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师不是作为学校育人目标任务的一部分,而只是被当作学校教育的必要保障条件之一。一个突出表现是,在2000年以前,在学校预算经费中能用于教师发展的经费少之又少,甚至有的学校在这方面多用了经费,还要受到批评和问责。这种对学校育人功能的片面认识,不仅导致教师队伍素质水平的退化(或者说停滞不前),使其专业能力难以胜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生源特点等变量带来的挑战,而且导致教师来源的弱化和队伍总体水平的下降。
党中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推动了教师观的转变。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极大提升了教师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华南师大附中任校长期间,我向社会筹集的第一批慈善资金就用于教师发展,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学术活动、进修培训、提升学历甚至到国外进修学习。后来,我发起成立了广东省中学首个规范化的教育基金会,根本目的也在于促进教师成长。2017年夏天,在正式退休三年后,我又受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的邀请,担任新创办的广州中学校长,募集的第一笔社会慈善资金也是用于教师发展,鼓励教师践行高尚师德、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升专业水平和育人成效,努力成为受学生敬佩和爱戴的楷模。实践已经也正在继续证明,把教师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工程,必定是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近些年,国家十分重视教师信息化素养的提升,不断推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但对课堂变革和课堂转型影响不大。我以为,教师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运用新工具的热情不高,惰性严重是根本原因,应该运用评价的指挥棒去推动改变,让更多教师尝到运用新技术的甜头,从而使应用新技术、新工具成为教师教育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教师群体之间的跨界合作,无论是教学设计、课程整合还是课题研究,让群体协作的自觉意识冲破教师自我封闭的局限,产生“1+1>2”的群体效益。
1996年,我接任华南师大附中校长,那时互联网刚接入中国大陆,建设校园网并尝试应用的只有部分高校。我强烈意识到互联网等新技术将给教育带来颠覆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在1997年带着几位信息技术学科老师到北京考察校园网建设,回校后迅速谋划建设校园网。当时面对需要自筹经费的现实困难,以及师生员工可能产生的不理解,经过一番努力,我校成为广东省第一所建立ATM校园网的中学。教育信息化的先行一步,造就了华南师大附中十多年来长足进步、持续领先的奇迹。我到广州中学任职后,同样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如率先在高中部建设无线WIFI全覆盖的数字化校园、保证全校师生人手一个平板电脑、开展智慧课堂创建活动等,由此推动广州中学建校五年来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还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学校管理上的应用。例如:新高考背景下,学生拥有一定的课程选择权,开展走班教学后,学校排课难度和复杂性大大提高,如果没有信息技术支持,就不可能有更科学、更合理的课表。又如:如果有了完整的信息采集系统,就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状况、教师的教学水平、班级以及学科教学质量做出精准诊断和分析,并予以正确指导、督促改进。当今时代的质量提升,一定不能再走拼体力拼时间的高消耗、低收益的老路,要向科学技术要质量,让教育成为一项更具科技含量的工作。
学校是进行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是一个“小社会”,同时又与大社会(真实的社会生活)紧密关联。因此,学校教育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而且要积极引领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让“小社会”与大社会相互补充,让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更和谐、更顺畅。
在华南师大附中工作期间,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了解包括农村、农业、农民的基本国情,也让孩子们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未来发展更好地联系起来,从1990年开始,我要求学校每年组织高二年级师生到广东省贫困山区参加为期两周的农村社会实践教育活动,与当地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期间,学生既要参加农业劳动,又要结合研究性学习开展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以及访贫问苦、科普宣传、支教辅导等志愿服务活动。三十多年来,学校一直坚持开设这门社会实践必修课,从未间断。凡是华南师大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不论走到哪儿,都念念不忘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练,这也成为他们日后面对困难挑战、勇攀事业高峰、承担国家使命的动力源泉。
家校协同是决定办学效能高低的关键因素。2022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校合作共育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华南师大附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开发了系统的家长课程,组建了家长委员会、家长义工团、家庭教育兼职讲师团,设立每学期的家长开放日和全校(分年级)家长大会,家长与学校之间有了经常性、全方位、深入的了解,实现了家校教育的高度和谐统一。
人们常说,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和旗帜,是推动学校发展的设计师和引路人,我深以为然。《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中对校长职责作了六方面的明确规定,构建起一个以领导力为核心的结构体系。我认为,可以将校长的教育领导力归纳为五大方面,即愿景领导力、文化领导力、课程教学领导力、资源领导力和道德领导力。这里重点说一说文化领导力和课程教学领导力。
我始终认为,学校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它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方向、育人规格、培养方式、评价标准,要回答解决的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原则问题。我到广州中学工作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编写《广州中学文化理念手册》,并借此确立学校办学育人的核心理念、提出学校的“一训三风”、提炼学校精神、明确学校办学愿景等。在此基础上,我带领团队进一步梳理了各领域的工作理念、规章制度、常规工作、重大活动等学校文化体系,包括课程与教学、德育与学生发展、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科技教育、教师发展、后勤服务、党群工作等,使学校各项工作遵循办学核心理念要求、服务于育人总体目标。建校五年来,广州中学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被不少人评价为“有品位”“有广州味”的学校。我以为,这与对学校文化的顶层设计密不可分。
课程建构是实现育人目标的根本保证。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只有校长、教师以身作则,爱学习、善学习,学生才会爱学习、善学习。所以我认为,确立并把握学校办学育人的核心价值观,树立科学、正确、适应时代要求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并将理念、价值观层面的追求化作学校课程建设的实际行动,构建起一个既体现国家意志、又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化需要、规定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并建设完善、规范化、体现育人导向、包括操作指引和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体系,是校长引领学校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职责与使命。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自主培养人才更要靠中国本土的教育。结合多年的教育实践经历,我以为教育要更好地担负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就要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下功夫。基础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基础教育工作者要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更要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为强国安邦夯实基础。
来源:“中国基础教育”微信公众号